康身躯啊。
他们中有的带着角质无边眼镜。根据他们谈话的内容以及散乱放着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性高潮的功能》），我猜测他们是一群学者。我猜对了。他们不是布鲁克林大学的毕业生，就是与这所大学有某种关系的人。只有莱斯丽上莎拉·劳伦斯的课程，而她也是惟一不冷淡待我的人。她穿着一件奢侈的（至少在那个时候）的二件套白色泳装，肚脐露在外面。我飞快地想了想，这可能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女人的肚脐。莫特·哈伯介绍她时，她友好地一笑，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投来不信任的一瞥。她用目光坦率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然后作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坐到她身边去。她的身体在炽热的阳光下冒着汗，散发出一股香味，我像一只野蜜蜂似的一下子被她迷住了。我舌头打结，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她。她真的就是我的童年爱人米莉卡莫·布克庞德长大成人的样子。她的胸部丰满迷人，乳沟更显神秘。我从未这么近地看过女人的胸部。我真想把鼻子埋进那温润的犹太女人的胸口，发出一阵快乐的叫声。
后来，我便和莱斯丽闲聊起来（我记得是关于文学方面的，这得感谢内森提到我是个作家）。我意识到异性相吸的原理正在产生效果，而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也正处于相互吸引的强磁场中。一点没错——从莱斯丽身上流露出的热流几乎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那是一个人一生之中很少体验到的闪电般的激情。不过，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莱斯丽和我一样主修英文，还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哈特·克瑞恩的论文；她对诗歌也十分在行。但她的观点却不属于正统的学院派，举止也十分放松，所以我们能轻松自在地交流，尽管我的注意力一再被她那大得惊人的胸部吸引过去；还有她的肚脐，我设想着用舌头去舔盛在里面的柠檬水或别的什么美酒。在谈到另一位布鲁克林的桂冠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时，我发现不必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在大学或别的地方，我曾玩过无数次这样的游戏。经验告诉我，交谈只是一个开始，一种男女双方相互感觉的序幕。在这种感觉中，听别人说什么远不如自信和权威的谈吐更为重要。在现实中，它就像一种仪式化的求偶舞，只能让人们的思想开小差。于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便溜到莱斯丽丰腴的肉体上，以及从身后传来的那些话语里。我几乎听不懂那些无意中听来的话，所以刚开始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脑袋。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在开玩笑。这些只言片语中有着一种忧郁的一本正经的味道，几乎人人都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
这些话使我困惑，同时又吸引了我；还有，他们对性的直率也令我惊讶。从八岁开始，我就没再体验过这种感受。我的耳朵都红了。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回到住处，凭记忆把他们的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这些笔记现在已经泛黄，我把它们从诸如父亲的信件之类的纪念物中清理出来。虽然我已发誓不再用那年夏天记的那些笔记来烦读者（这确实很乏味，是想象力逐渐衰退的一个征兆），但我还想再破一次例，将当时记下的一些内容原文照录。它记载的是1947年，当精神分析在战后美国兴起时，人们言行方式的一种表现：
叫桑德拉的姑娘：“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我的感情已从敌对阶段转移
到温情阶段。他说，这通常意味着精神分析的障碍在减少，我的分析治疗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长时间沉默。耀眼的阳光，海鸥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天边青烟袅袅。多美好的一天，天空仿佛在为自己唱着颂歌，如席勒的《欢乐颂》之类。天哪，究竟是什么在折磨他们？我从未见过如此忧郁、颓废、绝望、静默的沉重气氛。终于有人打破了这冗长的沉默。
叫艾文的家伙说：“不要太温情了，桑德拉，你可以把布朗夫曼医生的阴茎放进你的身体里。”
没有人笑。
桑德拉：“那并不好笑，艾文，其实你说的话令人恶心。情感转移并不是一个可笑的问题。”
更长时间的沉默。我极为震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在一个男女混杂的公开聚会中听到过四个字母以上的庸俗下流的词语。我觉得我那老实巴交的新教徒的生殖器已缩成一团。这些人确实很开放。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为什么又如此沮丧呢？
“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任何一种感情转移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温情的还是充满敌意的。她说，这证明你还没有摆脱恋母情结。”这话是那个叫谢莉的女孩子说的。她没有莱斯丽漂亮，但同样有两个硕大的乳房。正像托马斯·沃尔夫所说，犹太女孩的胸部都不可思议地发育奇好。除了莱斯丽，所有人给我的印象都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我注意到苏菲走了过来，听着他们的谈话，刚才那些疯狂刺激的游戏带给她的快乐似乎已消失殆尽。那张美丽的脸上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她太美了，即使在情绪低落时她也很美。她不时抬眼看着内森——她一直在用眼光搜寻着他，好像担心他离开似的——别人说话时，她就那样一直凝视着他。
一些片断：
“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我一直滞留在性器官成熟之前的心理状态，所以达不到性高潮。我很难克服这一点。”（桑德拉）
“几个月的分析治疗后，我发现我想插入的不是我母亲，而是我姨妈塞迪。”（伯特）（轻微的笑声）
“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之前，我完全是个性冷淡者，你能想象吗？可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性交。威廉·里齐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性欲狂，我指的是在精神上。”
最后几句话是莱斯丽说的。她一边说一边翻过身来伏在沙滩上。她的这些话对我的性本能影响很大，并使得后来那些表达性欲方面的词索然寡味。我已不只是满怀情欲，而是差点在情欲中晕厥过去。她难道不知道这些污浊的无法形容的情话，像利剑一样攻破了我那天主教徒的岌岌可危的堡垒吗？我太激动了，以至于整个阳光明媚的海景——满沙滩的游泳者，翻卷着的白色浪花，头上嗡嗡直叫、机尾垂下印有“阿肯塔克赛马场狂欢之夜”字样的彩旗的飞机——突然都浸入一副色情画卷之中，被滤上一层淫秽的红蓝色。我盯着莱斯丽，她又换了个姿势——褐色的长腿，结实的臀部，丰满而均匀的线条轻轻流到那亚铜色的长有淡淡斑点的如海豹般光滑的背部。她一定猜到我渴望去拍那脊背（其实我那只汗湿的手早已在意念中按摩了她那可爱的屁股，如果不算这个的话），因为她回过头来对我说：“喂，帮我擦点防晒油，好吗？我都快被烤熟了。”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俩变得亲密起来。我用手在她身上涂抹着防晒
油，从肩膀一直抹到臀部上方的凹陷处，那是她股沟的最上端。我的手停在那儿，颤抖着。她的股沟处的汗闪闪发亮——那个下午成为我记忆中十分迷蒙却令人愉快的一段狂想曲。
我们从木板路边的酒吧买来许多听装啤酒。这当然有助于我一直处于兴高采烈的状态之中；甚至当苏菲和内森突然对我说再见——苏菲显得十分苍白、郁闷，她说身体不太舒服——并很快离开后，我仍然情绪亢奋。（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突然离去当时曾让大伙儿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来有人打破了沉默：“你们看见她胳膊上的刺纹了吗？”）后来又谈了大半个小时，他们那吵吵闹闹的谈话逐渐让我失去了兴趣；而酒精与淫心则使我壮起胆子问莱斯丽，她能否和我一起走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那时天空乌云密布，我们便在木板路旁的一家咖啡屋里坐了下来。莱斯丽喝七喜，我则一罐接一罐地喝了很多百威啤酒，喝得浑身热血沸腾。不过，还是让我把那天下午发生的事续写下来吧：
莱斯丽和我坐在一家叫“胜利者”的餐厅的酒吧里，我已经有点醉了。我从未体验过这样性冲动，像一股电流从身体中通过。这个犹太美女比我在弗洛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看到过的所有处女都要性感。同时，她十分聪明，这证实了亨利·米勒的观点，他说性应更多地表现在头脑里，即无声的姑娘，无声的操纵。我们的对话像大海的浪花一样进进退退、起起落落：哈特·克瑞恩，性，托马斯·哈代，性，福楼拜，性，叔本华和尼采，性，哈克·贝利·芬，性。我的聪明才智使她兴奋不已。如果不是在公共场所，我肯定已把她带上了床。我在桌上伸手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潮潮的，似乎也充满渴望。她用速度很快的布鲁克林口音说话，有些像曼哈顿上层社会的腔调。她表情动人，不时露齿一笑。她太可爱了！但真正让我入迷的是后来一小时里我们的闲聊。不时从她嘴里吐出的那些词，是我从未在一个女性口中听到过的字眼儿，比如说“刺”、“插入”以及“口交”等等。她还说了诸如“与他口交”，“给他嘴上功夫”，“吞咽精液”之类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说，尽管我也说了一些，并故做轻松地说了一句“我的阴茎勃起”。我发觉自己说这话时，心中狂跳不已，那毕竟是我在女性面前第一次说出这种猥亵的话。当我们离开“胜利者”时，我拘谨地紧挨着她，鼓足勇气用手搂住她赤裸的腰，同时还轻轻拍了拍她的屁股。而她也用手臂夹紧我的手，那双黑色的杏仁眼闪闪发光。我终于肯定，我奇迹般地找到了一个不装模作样，不因循守旧，敢于冲破长久以来折磨人们的虚伪的性观念的自由妇女……
我写这些东西时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当发现这一点时，我觉得微微有些脸红（实际上只能是“微微”），这些东西表明我与莱斯丽的相遇是多么真实，或者说，我那时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和愚笨——或更简单地说，我的头脑在二十二岁时是多么容易受到暗示。不管怎么说，当莱斯丽和我在那天傍晚时分再次回到沙滩时，那儿仍然热浪滚滚，但了望塔周围那群情绪消沉的精神分析对象们已经离去，留下一本《党人杂志》半掩在细沙里，以及一支挤完了的防晒鼻油膏，和一瓶只剩下一点点的可乐。于是，我们又亲密地在一起闲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完没了地闲谈着。我们都明白，我们在那个下午向一个盲目
疯狂的旅途共同迈进了第一步。我们肩并肩地趴在沙滩上。我用手指尖轻轻触摸着她的脖子，感受着她跳动的脉搏，她起身打了一下我的手，说：“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人类永远是自己的敌人，直到他懂得每个人惟一需要的只是一次奇妙的性交为止。”我听见我那有些犹豫却十分严肃的声音说：“你的精神分析医生一定是个聪明的人。”有好一会儿，她一言不发，然后她转身直直地看着我，带着毫不掩饰的真挚的渴望，慢吞吞地但十分坦率地发出了令我停止心跳、思绪一片混乱的邀请：“我敢打赌，你能带给一个姑娘那种奇妙的感觉。”于是我们定下了下周四晚上的约会。
星期四早上终于来临。正像我所说，随之而来的狂喜差点让我无法承受。我在粉红色书桌前坐下，尽量不去想我的不适与发烧，争取能写上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