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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他骂得——也许随着疼痛的慢慢减轻——精疲力竭；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我催促他上楼休息。他很不情愿地照我的话做了，回到他为我们俩订的双人房间，伸手伸脚地瘫倒在床上。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上，可以避开下面大街的嘈杂。我将在这里和他共度两个夜晚——两个在电风扇下汗流浃背情绪低落无比沮丧的无眠之夜（主要原因是我对苏菲和内森的持续的绝望）。尽管已疲惫之极，父亲仍喋喋不休地谈着南方。（我后来得知，他此行至少想完成一项使命，即把我从北方解救回去；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我透露这一点，但这狡猾的老家伙肯定想把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阻止我加入北方佬行列的行动上。）在第一天晚上沉入睡眠之前，他一直盘算着如何让我离开这个令人困惑的城市，回到属于我的乡村去。他咕哝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声音越来越遥远，含混。
人们不难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他的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南方老爹是如何度过纽约夏日的后来几天的。我们参观了一系列旅游景点，去了我们俩都没去过的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楼顶，乘环曼哈顿的观光艇绕城一周。还去了音乐大厦，在那儿观看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主演的喜剧，整场时间都在打盹。（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苏菲和内森带给我的哀伤始终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我。）我们还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以为老头子会反感那种地方，结果他兴致勃勃，那明亮简洁呈直角形状的孟得里安斯令这位工程师十分高兴。我们在霍恩—哈达特用餐，他惊讶于那里的自动售货机；到内迪克和斯托弗尔，还有——我当时认为很高档的介于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老饕餐厅”品尝美味。我们去了几个酒吧（其中包括偶然碰上的位于四十二街的一个淫荡下流的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在那里我观察到父亲像戴了一个假面，一下子脸色青灰，像燕麦粥，随后又不可思议地完全变了形！）不过，每晚我们都在对潮汐镇的花生地的谈论中早早就寝。我父亲打鼾，而且相当厉害。我的上帝！第一天晚上，我还能在他打鼾的间隔迷糊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鼾声真是惊天动地（由于中隔膜松弛移位，他的鼾声响如雷鸣。据说夏天若不关窗，那声音足以惊醒隔壁的人。）最后那天晚上，他的鼾声成为我失眠交响曲的一部分。令人无法忍受的烦躁和狂暴阵阵袭来：一阵急速而痛苦的负疚，继而一阵狂躁的
令人痉挛的性欲冲动，最后移向令人深情难忍的对南方的甜蜜回忆，折磨得我整晚无法合眼。
我躺在那儿，心里充满内疚。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从未处罚过我，只有一次——那是一次罪过，为此我甘愿受罚。这事与我母亲有关。在她临死前的那一年——我十二岁，癌细胞已侵袭到她的骨质中。一天，她那孱弱的腿不听使唤了，摔了一跤，小腿胫骨骨折，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从此她只能缠上绷带，拉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她不喜欢躺在床上，只要可能便尽量坐着，每次都把缠着绷带的那条腿伸出来，放在脚凳或别的什么东西上。她那时刚刚五十岁，但我意识到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有时能看见这种恐惧。我母亲不停地阅读——书成了她的麻醉剂，直到剧痛无法忍受时才用真正的麻醉剂代替赛珍珠。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满头灰发，以及那张戴着眼镜伏在《你再不能回家》上的和蔼消瘦的脸（早在我看沃尔夫的书之前，她已是一个沃尔夫的痴迷读者；她同时也看那些书名美丽的畅销小说，如《尘埃是我的归宿》、《太阳是我的克星》之类，如果没有那个架在矮凳上的金属夹板，这该是一幅多么安详温馨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图景。我还记得当天冷的时候，她总在腿上搭一块磨损的针织软毛毯。虽然弗吉尼亚潮汐镇很少有真正的低温天气，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会很冷，而且因为这种时候极少出现，一旦冷起来更让人难以忍受。在我家那小小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小的烧煤的炉子，起居室里有一个玩具似的壁炉可以供一点点暖。
就在这个壁炉前，我母亲在整个冬日的每一个下午都躺在那张沙发上看小说。我是这个家里惟一的孩子，不算十分溺爱但还是备受骄宠；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极少，其中之一就是在下午放学后赶回家检查壁炉里的火是否燃着，因为我母亲虽说没有完全瘫痪，但已经没有力气往炉里添木头。家里有一部电话，但放在前厅，要下几级楼梯，她无法下去。那么你们一定能猜到我犯了什么错：一天下午，我把她忘在脑后，和一个同学以及他的哥哥开车兜风去了。我们坐在那辆崭新的时髦的帕卡德·克利帕尔轿车上，简直要为那车发狂了。它那时髦高贵的神气完全迷住了我。我们怀着愚蠢的虚荣心开着它穿越乡间小路。随着下午过去夜幕降临，温度也同时在下降；大约五点钟，克利帕尔在离我家很远的一片松树林中熄了火。我突然感到一阵浸入骨髓的寒冷，这才想起被我遗忘在家的妈妈。我吓得差点晕倒。耶稣基督，罪过……
十年后，当我躺在麦卡阿尔宾五楼的那张床上，听着父亲的鼾声，又一次被这内疚（当时无论如何消除不了）刺激得无比痛苦，但这痛苦中也掺杂着对老头子的感激。他对我的玩忽职守采取了宽容态度。他毕竟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我并没有间接地提到这点），心慈手软。那个灰蒙蒙的下午——我记得当我们驾驶着那辆克利帕尔往家疾驰时，天空中正飘着细碎的雪片，被风吹得上下翻飞——我父亲已下班回到家里，在我回去之前半小时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我回到家时，他正自言自语地在那儿揉搓着她的手。那简陋房屋的灰泥墙壁根本无法抵挡寒风的侵袭。壁炉的火在他回家前半小时已经熄灭，他看见她在毯子下瑟瑟发抖，嘴唇青紫，脸色像粉刷过一样惨白。房间里烟雾弥漫，她
曾试图燃烧那拐杖得到温暖。上帝知道她是怎样被爱斯基摩似的彻骨寒冷吞没的——用来抵御死亡的畅销书全被她压在腿上；她用我至今难忘的艰难动作拉扯着金属夹板，那夹板越来越冷，像尖硬的石头一样压在那条痛苦、无用、长满癌细胞的腿上。当我冲进房门时，一个东西猛地抓住我的灵魂：她的眼睛——那双淡褐色的备受折磨惊恐不已的眼睛，一与我的眼睛相遇便迅速移开。那眼神移动得如此之快，如同大刀砍下一只手一样迅疾，然而正是那飞快移开的眼睛使我一下子产生了罪恶感。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使她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她哭了，我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如同隔着一片辽阔的荒凉湖泊，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哭声。
我现在能肯定，我父亲，这个一向温和宽容的人对我说了些十分严厉的话。但我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寒冷——柴禾间浸入骨髓的寒冷，还有黑暗。他把我弄到那儿，要我在那儿一直呆到黑夜完全降临，直到凄清的月亮挂上天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冻僵为止。我记不清我在那儿呆了多久，哭了多久，我只记得我和我母亲一样被冻得浑身发抖。我是罪有应得，任何一个罪人都应毫无怨言地接受惩罚。我想我大概被关了不到两个小时，但我宁愿一直呆到早上，或直到被冻死——只要能赎清我的罪过。我父亲的惩罚是否正好成全了我赎罪的愿望呢？他尽可能用平静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罪过已永远无法洗清，因为在我心中，它一直是导致我母亲死亡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原因。
母亲死得很惨，是在剧痛中死去的。六月中旬，也就是那件事发生十个月后，她服下大量吗啡，在迷迷糊糊中死去。而在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在那间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对着那堆余火想了又想：我那次的失职是否就是她再也不能恢复健康的原因？罪过，可恨的罪过。负疚之感如潮水一样向我袭来。它就像伤寒一样，使一个人在这罪恶毒素的重负下度过一生。我躺在麦卡阿尔宾凸凹不平的床垫上辗转反侧，想起母亲的眼睛，悲痛像一块尖利的冰块直刺我的心。我又一次问自己，我的那次过失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是否已原谅我。去他妈的，我想。这时，隔壁的响声惊动了我，我马上想到了性。
我父亲那松驰移位的中隔膜像突然被吹进了一阵风，鼾声变得像丛林狂想曲似的充满喧闹——猿猴叫，鹦鹉闹，粗哑的喇叭声……但透过这些嘈杂的声音，我仍能听见隔壁房间两个人正在狂欢——这是我父亲对性交的说法。叹息声，床垫嘎嘎的响声，欢愉的叫喊声。我心想，上帝啊，难道我永远只能充当别人做爱的孤独听众，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参与者？我痛苦地承受着煎熬。我回想起我与苏菲、内森的相识便是这样开始的。斯汀戈，一个不走运的偷听者。父亲此时像隔壁那两个带给我痛苦的人的同谋似的，突然咕哝了一句翻过身去，一时没了声音，使隔壁的一举一动真真切切地传进我的耳朵。那声音离我很近，几乎就在眼前——“噢，蜜糖……”那女人喘息着说，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滑腻声响（像扩音器一样使我的想象力膨胀），引逗得我把耳朵紧贴在墙上。他们在黑暗中的严肃对话令我惊讶不已：他问他的那个东西是否够大，她是否达到了“高潮”。她回答说不知道。真急人，急人。然后突然一阵沉寂（我想一定是在改换姿式），我大脑里的棱
柱窥视镜试着映出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那令人瞠目结舌的“69”式，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象，逻辑强迫我更换在我的性爱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两个来自塔诺卡的永不满足的蜜月旅行者。在我脑中展开的色情表演时而变成火锅，时而变成杀戮。（当时我根本无从想象，也不会相信，这预示着黄金岁月的来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后，就在下面大街的雾蒙蒙的电影集市里，只需五美元就可以像西班牙征服者占领新世界那样，自由自在地观赏性表演：闪着光泽的肉红色的阴门像卡尔斯巴德洞穴的入口一样高大耸立；细密的阴毛像西班牙苔藓似的茂密丰厚；像安装上马达一样的用力射精的男性生殖器；身材高大面容恍惚嘴唇潮湿的年轻的印第安公主，极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