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没理会他，但当他说这话时，她的目光却碰上了一些毫无意义却又挥之不去的细节。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身上的另一个奇怪迹象从他那天令苏菲困惑的印象表层生动地浮现出来：这位党卫军中尉医生的紧身制服翻领上沾着饭粒，大约四五粒，还没全干，闪着像蛆一样的白色光泽。她昏头昏脑地又仔细瞟了一眼。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月台上欢迎他们的乐队所奏的乐曲是阿根廷探戈舞曲《康巴斯塔》。由犯人组成的乐队将舞曲奏得杂乱无章而且跑了调，却强烈地刺激着她的神经，使她又一次陷入刚才在黑暗车厢中的悲伤和绝望之中。她刚才怎么想不起这曲子的名字了呢？啪——咚，啪——咚！
“你是个波兰佬。”医生说，“你是共产党员吗？”
苏菲一手搂住伊娃的肩膀，另一只手揽住吉恩的腰，一言不发。医生打了个酒嗝，更加严厉说：“我知道你是个波兰佬，但你是这些可恶的共产分子中的一员吗？”然后他晕晕乎乎地转向下一个人，似乎把苏菲忘了。
为什么她不装聋作哑，“不会说德语”？人山人海。如果她没有用德语来回答这句问话，他可能已经让他们三人过去了。但眼前的一切令她十分恐惧，而这恐惧又使她惊惶失措。虽然刚到这儿的犹太人一无所知，但她早已通过与汪娜以及抵抗组织的联系，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选择。在华沙时他们曾悄声议论过，但她以为这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所以早把它忘了。可现在却发生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就在此时此刻，面对着医生。那边，也就是运送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那节棚车后面，就是比克瑙。医生把随意选出的人们送进那深不可测的恐怖的深渊。这现实令她恐惧到了极点。她无法缄默，大声说道：“我是波兰人！住在克拉科夫！我不是犹太人！我的孩子——他们也不是犹太人。”她又加上一句：“他们都有纯洁的血统。他们说德语。”最后她又高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医生转过身来。他的眉毛往上一挑，如痴如醉地看着苏菲，眼睛毫无笑意。他凑得很近，苏菲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是大麦酿的烈性啤酒或黑麦威士忌酒的芳香。她不敢看他的眼睛。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也许是致命的错误。她把脸侧了一下，瞥见排成长龙般的犯人正在等候死神的挑选。她看见了伊娃的长笛老师扎沃斯基，他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医生冷漠的几乎察觉不出的一个点头把他排到了左边，到比克瑙。她回过头来，听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那么你不是共产分子。你是一个信徒。”
“是的，长官，我信基督教。”多么愚蠢啊！从他的举动，他的目光中（这时他眼中流露出的是十分强烈的欲望），她感觉到她所说的一切不仅不能帮助她，保护她，反而将她推向灾难的深渊。她心想：让我变成哑巴吧。
医生的脚步有些不稳。他的身子朝前倾了一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抽了抽鼻子。伊娃紧紧靠在苏菲腿上，开始哭起来。“那么你相信基督能救赎人类吗？”医生舌头有些硬，发音却相当清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人一时觉得困惑不解：“他不是说，‘把受苦受难的孩子送到我身边’吗？”他又回到她面前，迈着醉鬼的急促步伐。
苏菲吓得说不出话来，但却极力想回答。这时医生说：
“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
“什么？”苏菲说。
“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他重复道，“另一个必须得走。你要留哪一个？”
“你是说，我非得做出选择吗？”
“你是波兰人，不是犹太人。这是给你的特权——一个选择。”
她的思维一下子停止了，然后她感到双腿在发抖。“我不能选择！我不能选择！”她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哦，她无法回忆她当时的叫声！受尽折磨的天使在地狱的烈焰中也不会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我不能选择！”她尖叫着。
医生意识到不能引起注意。“住嘴！”他命令道，“快点，选一个。选吧，妈的。要不然我把他们都送到那边去。快！”
她实在无法相信这一切。她不能相信她正跪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把她的孩子紧紧抓住，以至于她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和她的身体隔着衣服连在一起。她简直无法相信。医生的助手，那位瘦削憔悴的年轻的小队长也同样不相信。她发现自己令人费解地用哀求的眼神往上看着他。他显得非常震惊，满脸困惑，也瞪大眼睛回望着她，仿佛在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别让我这样。”她低声哀求道，“我不能选择。”
“那就把他们俩都带过去。”医生对助手说，“往左。”
她突然把伊娃从身边推开，从水泥地上跌跌撞撞撞地站起来。“把我的小女儿带走吧！
与此同时，她听见伊娃细弱却尖利的哭声一下子响起来：“妈妈！”
这时，那位助手轻柔地牵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等待赴地狱之门的长龙阵里去了。苏菲一直想忘掉这个轻柔的却带来死亡的动作，却总也忘不掉。她也永远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头望着她，哀求着，但她的眼睛全给眼泪蒙住了，以致无法看清伊娃的表情。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为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她最后瞥了一眼那渐渐远去的细小身影，几乎疯了。
“她仍然带着她的熊和她的长笛，”苏菲最后这样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说出这些话来，无论用什么语言。”
我常常思索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的这些暖昧不明的话。至少他是个自行其事的人，他对苏菲做的事显然不应该是党卫军的常规做法。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小队长的困惑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遇见苏菲和她的孩子们之前，那位医生一定等了很长时间，一心希望能干出这件残忍的事。我觉得他最想干的，便是让苏菲或像她一类的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谅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这可怕的罪恶。在他那些机械般地执行任务的党卫军同事中，他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坏人，至少他内心还潜伏着善与恶，他的这一举动是对纳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为什么认为这与宗教有关？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苏菲关于忠诚的声明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但我宁愿用另一个插曲来解释，这是苏菲讲完这个故事后不久又补充的。她告诉我说，在到达奥斯威辛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处于十分震惊的状态之中，为那倾斜的月台上发生的事，也为吉恩消失在儿童营的背影。她几乎无法正常思维。但在她所在
的营区中，两个设法躲过挑选的德国犹太女人的谈话引起了她的注意。从她们的描绘中，她得知她们说的正是把伊娃送进毒气室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苏菲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从柏林夏洛屯堡区来的女人说，她年轻时就认识这位医生。不过他在站台上没认出她来，而她对他也不十分熟悉，虽然他们曾是邻居。出于某种原因她只记得有关他的两件事（这也是苏菲一直无法忘掉的两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个虔诚的信教者。他一直坚持上教堂做礼拜，一度渴望成为一名牧师。但在他那贪图钱财的父亲的逼迫下，他学了医。
苏菲对医生的其他回忆也说明他是个教徒，或至少是一个相信报应，一直在寻求赎罪，独自寻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说酗酒——这只是一个象征。所有对纳粹的回忆都表明，党卫军军官（包括医生）几乎都像修道士一样严谨，自制，忠于职守。然而，屠宰场却激发了人们最原始的渴望。人们呆在焚尸炉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这个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来的人具体操作，他们被允许（的确也很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除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之外，党卫军的军官们像别处的军官一样，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种高贵的举止，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为什么苏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他不仅面红耳赤，酒气熏天，而且邋里邋塌，衣领上沾着饭粒。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心境。
（bsp; 我常常设想，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在他生命的危机时刻遇见了苏菲。他寻求灵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却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溃。或许人们只能通过他后来的生涯进行反思，但显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党卫军头目鲁道夫·霍斯那样抛弃上帝，却对外宣称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恶心的环境中呆上几个月后，谁还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着从欧洲各地开来的无休无止的列车，然后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选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残送进焚尸炉。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营（也是杀人机器）是对上帝的嘲笑和否定。还有，他属于纳粹庞大机构中的最低层。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可能继续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对现实的认识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对他们做出选择，所以当希姆莱“所有的犹太人勿需挑选一律解决”的命令下达时，他如释重负，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用那双眼睛做生与死的选择。他可以离开那恐怖的斜坡，倾心于他的医学研究。（这也许更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奥斯威辛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确实允许一部分人从事一些真正的医学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鲜为人知的医学实验。不过如果冯·聂蒙德医生敏感的话，他一定是会设法回避的。）
但希姆莱的命令很快就撤销了，因为ig公司和别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充他们贪得无厌的胃；于是这位受尽折磨的医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开始挑选。不久，只有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但直到最后的命令下达之前，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须经过挑选这一关。（偶尔也有例外，如从莫尔金尼亚运来的犹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这新的恐惧像坚硬的钢刺扎着医生的灵魂，威胁着要撕碎他的理智。他开始酗酒，开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里？
他最终会找到答案的
。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事实真相的揭露会让他见到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与罪恶有关，或者说，与罪恶感的缺席有关。他自己会认识到，罪恶感的缺席与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没有罪恶感！他在他曾参与的犯罪中承受着乏味枯燥和焦虑，甚至还有强烈的反感，但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也未想到他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送入地狱之门有违天意。一切都那么单调。他的所有恶行都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罪恶感的真空中进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他只在灵魂中呼唤上帝。
让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异常简单吗？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恶的行为来寻求答案。人类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后才走向光明的吗？
于是，他怀着这种强烈的犯罪欲望拆散了苏菲和她的小女儿；同时又用他那残存的善良做出了一个宽宏大量的举动——给了苏菲选择的机会。毕竟他有权利把两个孩子都送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