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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禁不住一笑：“嘿！”在我周围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我从没有看见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佩戴这种徽章，特别是在校园之外的地方，这使我觉得这个让我一见就憎恶的人有些滑稽。内森如果在天有灵不知会如何咆哮。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墨特；哈伯身边，在昏暗的光线中闻着百合花的芳香。我敢说德威特神父比任何一个我所见过的人更能唤起我的杀人欲望。他用单调而沉闷的声音十分不敬地乞求神灵保佑林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戴尔；卡内基，斯宾诺莎，托马斯；爱迪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只有一次，他用一种极其冷漠的语气提到基督。我倒不介意这个。我从座位上渐渐往下滑，这些老生常谈唤起了我久违的睡眠。他的声音在迷迷糊糊中慢慢消失，我只隐约听到一些伤感的陈词滥调。这些迷失的孩子们。实利主义泛滥时代的牺牲品。普遍价值的沦丧。内心交流的无能！
“放你妈的狗屁！”我心想，随即意识到这话已不知不觉冒了出来，而且声音不小，因为我感觉到墨特；哈伯的手拍了拍我的大腿，轻声地“嘘！”了一声，同时伴着几许会心的微笑。我明白他和我想的一样。我一定在此时打起瞌睡来——人没有睡着，但神思恍惚，因为紧接下来的印象是两具棺材从我眼前经过的可怕景象
“我想我要吐了。”我大声地说。
“嘘——嘘。”墨特说。
乘车去墓地前，我溜进附近一家酒吧买了一大盒啤酒。那时一夸脱装的啤酒只须三十五美分。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似乎无人介意。等到达汉普斯德附近的墓地时，酒精已使我浑身僵硬。奇怪的是，苏菲和内森是这块新墓地最早的两个“居民”。在温暖的十月阳光下，那片巨大的绿草萋萋的墓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当送葬队伍蜿延前行时，我担心地想，我最亲爱的两个人今后会不会受到高尔夫比赛的骚扰。有一瞬间这种迹象十分真实。我完全陷入一种喝醉酒后常会出现的幻觉：我看见一代又一代的高尔夫球手从苏菲、内森的墓穴处发球，大叫一声：“走！”然后便忙着去下一个洞，全然不理会睡在草地下被惊扰的灵魂。
在一辆卡迪拉克车里，我坐在墨特的旁边，随手翻着我带的一本美国诗词选集和我的笔记本。我曾向劳瑞提议由我来诵读几段，他也喜欢这主意。我肯定苏菲和内森在我们的最后告别中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让亵渎神灵的德威特神父作最后致辞真让我不堪忍受。我快速翻到爱米利；狄金森，找出最美的一段诗句
。回想起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将内森和苏菲带到一起的正是爱米利，我想用她的诗来与他们道别最适合不过了。当我找到那首十分合适，或者说十分完美的诗时，我喜不自胜；。灵车缓缓驶近墓地，我轻轻地自顾自地念着那些诗句。车停在墓旁，我从汽车上飞奔而下，几乎趴在了草地上。
德威特的安灵弥撒与他在殡仪馆里的宣讲如出一辙。我记得劳瑞曾暗示他可以简短些。牧师结束最后的致辞后，掏出一个装有泥土的小管形瓶，将土分撒在相隔六英尺远的两具棺木上。一半是给苏菲的，一半给内森。他告诉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们，这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来自世界六大洲，以及南极洲冰层下的泥土，代表着全世界各种肤色、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人们对死者的哀思。我又一次想到内森，想他对这番致辞会有何反应，他一定会对德威特的低能行为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然后用他那天才的语言模仿能力去嘲笑他的话语。但是劳瑞在冲我点头，于是我离开人群。在酷热、晴朗、宁静的午后，只听见蜜蜂的嗡嗡声，正围着墓穴周围的花飞舞着，我又想起了爱米利，想起蜜蜂，想起它们在爱米利诗歌中的吟唱。
广袤的土地铺成这张床，
铺好这张床再献上敬畏；
在这里等待公正打破
这份完美。
我犹豫了一下，又接着往下念。说出这些话本来没什么困难，然而欢乐与悲伤的融合使我无以成言。难道这其中真的蕴含着一些无法言喻的意义？我与苏菲——内森的全部经历不都局限在床上吗？从一开始（仿佛已过去好几世纪）我听见他们在我头顶上疯狂做爱的场面，一直到最后我至死难忘的那一幕场景，不都是在同一张床上吗？这情景将伴随我一生，永不会从大脑中消失了吗？我想，正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畏缩与失败。我感到身子渐渐不支，天崩地裂。
让它的褥垫松软，
让它的枕头充实；
别让晨曦的喧闹
惊扰这一方净土。
在前面我曾提到过，我对我年轻时的生命旅程的纪录爱恨交加。那些我最终忍住没有扔掉的生动和宝贵的稿纸，似乎都与我备受阻挠的男儿气慨和屈辱的爱情有关，与莱斯丽；拉普德斯和玛丽；爱莉斯的那些绝望的夜晚也在其中，它们已在这篇故事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其余的大多是由一些空洞的思索，装腔作势的格言，愚蠢的哲学说教。我几乎从未涉足这些领域，所以我毅然决心斩断任何的思念，在几年前将它们付之一炬，幸存下来的几篇也只留给自己看看，而没有把它们放进我那流水账式的日记中。比如说，保存下来的有关最后那几天的纪录中（在从华盛顿返回纽约的火车厕所中疯狂涂抹下来的东西，直到葬礼后第二天发生的事），只有短短三行句子我认为值得保存。即使这几行也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或者是不朽的篇章，但它们至少是一个曾一时处于迷茫之中的幸存者生命最深处的疑问。
总有一天我会懂得奥斯威辛。这是句大胆的坦言，却有些天真可笑。没有人会懂得奥斯威辛。或许我应该表述得更准确一点：总有一天我会写苏菲的生与死，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罪恶永远不会从这世上消失。奥斯威辛本身便是一个谜。目前有关它的最深刻的描述都不能算是陈述
，而只是一句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上帝何在？”
答：“人性何在？”
第二句话也许太容易做到，但我还是保留下来：把你的爱倾注到所有的生命之中。这句话有些说教的意味，然而却是那样美，读起来朗朗上口。现在当我再看它时，这页纸早已发黄，又干又脆几近透明。我的眼睛一下子被这行字下面的划痕所吸引——划，划，划——好像当年的斯汀戈正受苦受难，或者说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了解了死亡，痛苦，失去和人类生存的迷茫，正努力想从那张纸挖掘出仅存的（也许是惟一能承受的）真实。把你的爱倾注到所有的生命之中。
但我这句箴言中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它不是时间的产物。它从宇宙中来，是属于上帝的，在飞翔中被那些先知，如老子，基督，释迦牟尼以及千千万万无足轻重的预言家们截获，包括本人，他们是在巴尔的摩与惠明顿之间的某个地方听见了这可怕的真理，于是满含悲愤将它刻上石头。三十年后它们仍在太空遨游；当我驱车穿越在新英格兰的旷野中时，一曲乡村音乐唱出了这个声音。但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它们的真实性——或者，如果它们不真实，那么它们的虚幻性。难道不正是奥斯威辛阻止了那巨大的爱的洪流吗？难道说完全改变了的爱的本质，才使它变成了一只蚂蚁，一条毒蛇，蟾蜍，毒蜘蛛，狂犬病毒，甚至任何一种被诅咒的美丽，也才使得奥斯威辛这座黑色的大厦得以建成？我不知道。也许现在还为时过早。不管怎么说，我保存它以作为某种脆弱然而难以泯灭的希望的见证物……
我保存下来的最后的语句是一行诗，我自己的。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的文章。因为参加完葬礼后，我把自己灌得烂醉，以麻痹自己，忘记一切。我乘地铁去了康尼岛，想着怎样消除悲伤。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把我吸引到那些开满下等酒吧的街道上去的，它们对我来说决不是这个城市可爱迷人的地方。那天傍晚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我却觉得无比孤独，这里显然是一个失落者最好的去处。赛马场已经关门，很多大商店也已关门，去游泳水太凉，于是，这样的好天气便把成群的纽约人吸引到街上，在闪烁的霓虹灯下寻欢作乐。我走在“胜利者”餐厅外的露天小咖啡店旁，就是在那儿，我的性腺曾被莱斯丽逗弄得躁动不安。我停了下来，又走开了。就这样走走停停，最后还是返身走了回去；对这里的回忆使我觉得这是淹死自己的最佳地方。是什么使人类总把自己淹没在这些愚蠢的支离破碎的不愉快的回忆中呢？但我很快忘了莱斯丽。我要了一扎啤酒，接着又要了一扎，把自己灌得迷迷糊糊，酩酊大醉。
后来，在星光闪耀的夜空下，我独自站在海边，呼吸着秋天里略显凉意的伴着大西洋海风的潮湿空气。四周很静；除了星星在闪亮，天空一片漆黑。城市灯光蒙蒙胧胧地映照出一些建筑物的轮廓：怪里怪气的塔顶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哥特式的房顶以及巴洛可风格的过分雕琢的塔楼。其中最高的一个像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高耸的顶端牵下粗粗的绳缆，那是跳伞塔。就从那，我隐约听见了苏菲和内森一起往下坠落时发出的尖叫声和笑声，那是在初夏时节，却仿佛已过去几万年。
就在这时，我的眼泪迸了出来。这不是酒后伤感的眼泪，而是我乘上离开华盛顿的
列车后一直藏着没有流下来的眼泪，现在它们终于喷薄而出，在我的手指间滚滚而下。是对那跳伞塔的回忆打开了我的泪闸，也是几个月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些苦难的宣泻：苏菲和内森，是的，还有吉恩和伊娃，伊娃和她的独眼玩具熊，爱迪，范内尔，博比；韦德，我那年幼的黑人资助人阿提斯特，玛丽亚；亨特，纳特特那，汪娜；冯；克里希曼，他们仅仅是被欧打，屠杀，背叛和殉难的大地的孩子中的廖廖几人。我不为六百万犹太人，二百万波兰人，一百万塞尔维亚人以及五百万俄国人哭泣——我还没有准备好为全人类哭泣——但我却为因这样或那样原因成为我亲近的人而哭泣。我在这荒凉无人的海滩上毫无顾忌地恸哭着；从此以后便不再有眼泪。我一下子瘫坐在沙滩上，虚弱得不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男子。
我睡着了，噩梦连连——像爱德加爱伦；坡所有短篇故事的缩编：被魔鬼般的巨大机器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