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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噢，确实有许多作家的成就建立在他人的悲剧之上——玛利亚·亨特来了（或者说去了），正在我的灵感最需要惊人的心灵震撼时死去了。于是，当死讯传来几天，震惊渐渐消退，她那奇异的结局能够令人正视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寓言般的感觉。我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父亲寄来的剪报，发现玛利亚和她的家人完全可以做我的小说人物。女人气的父亲，因长期酗酒而健康极度受损；有些神经质的母亲，一个冷漠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与丈夫的情人长期相安无事，并因此在中产阶层、乡村俱乐部和高极基督教徒中享有盛名；最后是那女儿，可怜的死去的玛利亚，一个误会、仇恨和复仇的牺牲品。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直处于极端痛苦的境况之中。这个构思让我感到好一阵兴奋和激动。我想，我的上帝，这真是天赐的礼物！我高兴而又不自觉地发现，这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已经构思好了；我把那篇珍爱至极并翻旧了的《列车之行》又读了一遍，读得十分专注，然后放进我的主人公的身影，让它完成女主人公的尸体从纽约的公共墓地挖掘出来，然后用列车运回她出生城市的死亡之旅。这太完美了，根本不像是虚构的。唉，作家们是多么倾向于不动声色地叙述这些恐怖的情节啊！
在最后一次放下父亲的来信之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中升腾起一股美妙的感觉，接下来的故事情景触手可及，像一个即将孵化而出的圆圆的金蛋。我马上扑到我的黄本子上，抓起了铅笔。火车将抵达河滨车站——一个闹哄哄的令人心烦的又热又挤又脏的车站。失去女儿的悲伤父亲正等在那里，还有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女主人，一副棺材，一个操办丧事的人，也许还有别的……一个忠实的仆人，一位女人，一个老黑奴？我的铅笔在黄色的纸上沙沙地滑动着。
我清楚地记得刚在耶塔公寓住下的那几周的情形。从一开始，我的创造激情就十分高涨。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轻松地写下五六十页。我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而迅速地写作过，这次也不例外，因为即使在那时，我也得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字眼，还得苦苦推敲韵律和那些华丽、精彩的文字。然而，我突然充满自信，那是一种奇怪的无所畏惧的自信。我高兴地开始猛写起来。在闷热潮湿、令人有些头晕眼花的夏日空气里，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在闪烁着怪异色彩的三色胶片上充满活力。现在我是那么珍爱我那时的形象啊：在那间深粉红色的房间里，我伏身在那张书桌上，口里悄声念着音调悦耳的（就像我现在这样）自己创造的优美词句。我就像一个贩卖文字的家伙一样，用嘴唇试着它们的声音，从中感到无穷的快乐与满足。不管它是否完美，它都将是人类极富想象力的令人敬畏的精神产品——那该诅咒的小说，神圣的小说，上
帝的小说！噢，斯汀戈，我是多么羡慕你在那遥远的创作生涯初期所拥有的那些下午时光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虚弱空虚，无所事事，对小说极其厌烦，听任自己被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野心弄得精疲力竭），那种不朽的渴望激励着你写好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而你也像孩子一样坚信自己一定能有所作为。
在那段日子的另一件事，是我在耶塔新发现的平静与安全感——我相信，这是我与内森和苏菲成为朋友的结果。我是那个周日在苏菲的房间里感受到这一点的。在麦克格雷繁忙喧闹的办公室里，我用一种近乎病态的自虐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躲进一个孤独的幻想世界里。就我本人而言，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喜欢与人为伴，真心地渴望友情，惟恐受到孤独那令人恐惧的重击。正是这种恐惧使得人人迈入婚姻的殿堂。在布鲁克林，我对朋友的需求感尤为强烈，而我也找到了他们，这不仅抚慰了我那被抑制的焦虑感，也使我能够投入写作。显然，只有最虚弱孤僻的人才能在寂静无声、四面秃壁的房间里不假思索地一天接一天地写作。等我从失去亲人的孤寂以及被葬礼搅得心烦意乱的写作情绪中松弛下来后，我觉得我应该到苏菲和内森那儿去喝杯咖啡，分享他们的友谊了。
但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几个星期后，我才会被卷入那命中注定要爆发的我的新朋友们的感情漩涡里。在我们初次相遇时，这种极度紧张的情绪差点毁了我们大家。当这风暴再次爆发时——这不是那种为琐事而发生的争吵——十分可怕，比我曾经看到的还要凶猛，差点把我打懵。不过，这是后来的事。而此时，我住在那间有如牡丹花盛开一般的粉红色房间里，感觉舒服极了。另外一点，我无须再为楼上做爱的声音而心烦意乱。在那段时间里，苏菲和内森还住在二楼，以一种相当随意的方式同居着。每人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需要时就睡在一起。在谁的房间方便，就睡在谁的房间里。
这也许是因为那还是一种道德观念极为严肃的岁月。尽管耶塔对性的态度还算宽容，但苏菲和内森仍不得不分开来住——虽然距离不过是亚麻布铺就的走廊那么几步之遥，而没有搬进某一个人的宽敞房间里，无须掩饰地投入忘情的性爱游戏之中。那依然是一个婚姻至上的年代。还有，这是在弗拉特布西，一个既体面又像任何一个美国中部城镇那样热衷探听隐私和秘密的地方。如果两个人在耶塔公寓未婚同居，那它就会得到一个坏名声。于是，在苏菲和内森两个房间之间的那条过道便成为分割他们的中心点。现在这里非常宁静，因为我那两个朋友很快就要搬到内森的房间，到那儿去做他们那惊天动地的爱情游戏了——那里虽然不如苏菲的房间生动活泼、令人愉快，但如内森所说，夏天要来了，那里更凉快些。谢天谢地！我想，再也不会有什么来打扰我的写作与安宁了。
在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成功地掩饰了我对苏菲的暗恋。我小心翼翼地把热情埋在心底。我敢肯定，他们俩谁也没能察觉我每次见到苏菲时所遭受的那份煎熬。一方面，那时我还十分幼稚，从未对一个把心交给别人的女人有过性方面的幻想。另外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内森比我年长。这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二十多岁时，年长几岁比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价值得多。那时内森快三十了，
而我才二十二岁，他在我面前无可非议地是一个“长者”；当我们都四十多岁时，这一点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苏菲和他年龄相仿。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上我极力装出来的漠然态度，我确信内森从未想到过我会是他在感情上的一个竞争者。朋友，是的。情人？这会让他们捧腹大笑的。正因为这样，内森在我和苏菲单独相处时从未有过顾虑。事实上，当他离开后，他还愿意由我来陪伴她。他确实也有理由相信我们，至少在头几个星期里，苏菲和我从未有过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手指头碰一下，尽管我对此充满渴望。我成了一个很好的听众。我相信，正因为这种纯洁的超然心态，使我最终能对苏菲本人以及她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远远超过内森所了解的东西。
“我欣赏你的勇气，伙计。”一天清早，内森在我房间里这样说道，“我真的很欣赏你干的事儿，打算写写南方别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心里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写南方的勇气？”我倒了两杯咖啡。那是我们刚从康尼岛回来的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早上。好几天来，我一反以往的起居习惯，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然后伏在书桌上一口气写上一两个钟头。有意思的是，每当完成不可思议的冲刺后——差不多写完一千字，内森刚好在我想歇口气的时候敲响了我的房门。他去上班路过我的房间，于是我便热情地邀他进来喝杯咖啡。好几天来都是这样，而我呢，乐得利用他顺路进来的时间休息一下。他这几天也起得很早。他解释说，他要去普费泽的实验室做一些很重要的细菌培养情况观察。他很想详细地给我解释他的实验，比如羊膜水和兔胎盘，以及稀奇古怪的酶、离子转移之类的东西。看我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明所以的样子，他很理解地哈哈一笑，不再往下说。这不是内森的错，他的表达能力相当强，只怪我不够聪明，尤其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不能把他说的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变成有意义的句子。我对自己感到痛惜，同时十分嫉妒内森的博学识广，比如他可以从生化酶一下子转到纯文学的话题上来。他现在正在这样做。
“我不认为写南方的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接着说，“家乡的棉花地，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回答说，“我只想说你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正在走向没落。你可能认为我对南方一无所知，我在上星期天对你吼的那些有关博比·韦德的话也的确十分残酷而且不可原谅。但现在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南方文学在这几年大势已去，另一个流派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我说你有勇气写南方的原因所在。”
我感到有些恼怒，不是因为这番话的逻辑性与真实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而是因为一个药房里的生物学家居然发表这样一套有关文学流派的定论。这关他什么事！但当我玩笑似地委婉做着文学唯美主义的抗辩时，他从侧面又一次向我发起攻击。
“内森，你他妈的确实是个细胞学专家，”我说，“你懂什么文学流派与传统观念？”
“留克利希斯在《论事物的本质》中提出一个观点，一个科学家如果只关心科学，而不能享受艺术以及为艺术熏陶的话，那他就是个愚钝和不完全的人。我相信这一点，斯汀戈老伙计——这也许就是我关心你
以及你的书的原因。”他停了一下，掏出一个看起来很昂贵的银质打火机，把我叼在嘴上的烟点着。“请原谅我鼓励你的这些不良习惯，我带着这个是为了点本生灯。”他嬉笑着，接着又说，“事实上，我隐瞒了一件事。我以前一直想当作家，直到在哈佛读了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于是才把我的聪明才智投向那神秘的人类细胞学。”
“那么你以前真的想从事写作？”我问道。
“一开始不是。犹太母亲们总是对她们的儿子充满希望。在整个童年时期，他们都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又一个海菲兹或梅纽因。但坦率地讲，我缺乏灵感、天分，不过这让我对音乐有了很多认识。后来我决定当一名作家。那时在哈佛二年级有一帮我们这样的人，一帮痴迷于文学和文字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