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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不！”苏菲呜咽着说。
这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内森，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我站了起来。
但他并不理会。“你用了什么了不起的诡计才使自己在别人变成一缕缕青烟时留下你这张人皮？是欺骗，暗中合作，还是献上你那逗人的小……”
“不！”我听见苏菲发自内心深处的一声狂嚎，“不！不！”
可接下来我却干了一件莫名其妙——恐怕我该说是一件懦夫干的事。我当时已经完全站了起来，差一点就要抓住内森的衣领把他拎起来，和他面对面地决一雌雄（我可以感觉到全身像触电似的袭过一股强大的震撼），就像明星波加特以及我过去经常干的那样。我再也无法忍受内森那样对待苏菲！但我站起来时，那冲动却突然消失了，我迅速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懦夫典范，一堆鸡屎。我觉得膝盖发抖，发干的嘴里吐出一串毫无意义的音节，然后我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地朝男厕摸去。这里是神圣的避难所，可以使我避免亲眼目睹仇恨与残酷。我只在那儿呆了一小会儿，站在小便池边想着。在出去对付内森前，我得好好思考一下。我迷迷糊糊地伸手抓住冰凉的水阀把手，一遍又一遍地冲着水。水缓慢地流着，墙上那些下流画又劈头盖脸地向我扑来——马尔文健慰器！……性服务请1—2316电话联系——像楔形文字一样印在我脑海中。自母亲去世以后，我还从未哭过，而我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哭，虽然那幅胡乱涂抹在瓷砖上的画已模糊不清，似乎预示着我快要哭了。我就这样在冰冷凄凉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呆了三四分钟，然后下决心回到外面去面对一切，尽管我没想出什么方法，而且十分害怕。但当我再次推开门走出去时，我发现苏菲和内森已经不见了。
我一下子晕了，心中充满焦虑和绝望。我没有办法应付这场不可调和的冲突。显然我得先好好想想，理理头绪——怎么去平息内森的怒气，如何把苏菲从他那令人恐惧的怒火中解救出来——但我太着急了，以至于大脑一片空白；我完全无法正常思维。为了使自己恢复镇定，我决定在枫苑再呆一会，希望能在这段时间制订出一个明智的行动计划。我知道如果父亲下车后没看到我，就会直接前往旅店——位于三十四街百老汇的麦克阿尔宾旅馆。（那时从潮汐镇来的像父亲这样的中产阶级要么住麦克阿尔宾，要么住塔夫特；只有极少数有钱人住沃尔多弗—阿斯塔里亚。）我给麦克阿尔宾打了一个电话，给父亲留言说我会在晚些时候去看他。然后我回到桌旁。（他们匆忙离开时，不知是内森还是苏菲把那瓶夏勃力酒碰翻了，瓶子虽然没破，但酒已流到地板上，所剩无几。我想，这又是一个不祥之兆。）我在桌边坐了足足两个小时，苦苦思索着用什么办法将我们业已破碎的友情重新粘合起来。一想到内森的怒火万丈，我便怀疑它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另一方面，回想起“暴风雨”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天，他曾表现出极端的友好、热情甚至令人有些尴尬的真诚。他真诚地向我道歉，这让我觉得他会接受我作的任何调解。我想，上帝知道，这是我最讨厌做的事；刚刚参与的这场心灵搏击令我精疲力竭，
现在我最想做的便是回到公寓，蜷成一团好好打个盹。但马上回去面对内森仍然是一件恐惧的事。我心神不定，像内森一样大汗淋漓。为了壮胆，我故意拖延时间，喝下了四五杯或六杯莱茵戈德啤酒，眼前浮现出苏菲那悲恸痛苦、惊慌失措的模样。我的胃阵阵痉挛。终于，黑幕完全笼罩了弗兰特布西。尽管醉意朦胧，我还是摇摇晃晃地穿过闷热的夜色，朝粉红色公寓走去。我思绪混乱，怀着一线希望抬头看苏菲的窗，窗口透出玫瑰色的光亮，说明她在屋里。我听见了音乐，不是收音机便是留声机放出来的。当我走近屋子时，乐声轻柔地倾泻而下。听见这首亲切动人的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既高兴又伤心。公园一角的儿童乐园传来孩子们小鸟般快活的叫声，与乐曲声交织在一起，令我心痛、感动，思乡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刚上二楼，映入眼帘的情景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即使一场台风也不会带来这样的后果。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后才可能出现的惨烈景象。苏菲的房间像被翻了个底朝天，衣橱洞开，有如空中楼阁，床也被拆掉了，壁柜翻得一片狼藉。地上满是碎报纸。书架也空了，唱片一张不剩。除了一些碎纸片外，屋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留声机是个例外，毫无疑问是因为太大太笨重而无法搬走。它还原封不动放在桌子上，海顿的音乐就来自那儿。我一阵心慌，就像我呆在音乐厅里而所有观众都突然神秘消失了一样。几步外的内森的房间情形完全一样。每样东西都被动过。虽然还未拿走，却都打好包放进纸箱待运。走廊里又热又潮，即使在夏天也热得出奇——这更增加了一份使人困惑的懊恼。我完全被淹没在这种情绪之中——突然，我想到这儿一定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时，我看见莫里斯蹲在一个角落里，正聚精会神地摆弄一台冒着热气的取暖装置。
“它一定是偶然打开的，”他解释说。看见我走过去，他站起身来。“一定是内森刚才无意中打开的，他当时正要拿他的箱子和别的东西。好了，你这狗屎。”他胡乱弄着那机器，踢了它一脚，说，“这下好了。”那暖气机发出咝咝的声音。莫里斯·芬克用他那双无神的眼睛看着我。我以前真没注意到他长得像一个啮类动物。“这地方有好一阵子就像一个布谷鸟饲养场。”
“那苏菲……”
“她——她哭得眼珠都快掉下来了。一直在哭。他们俩打点好行李，他尖声叫骂着她是个婊子，妓女，苏菲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真叫我恶心！”他停了下来，咽了咽口水，又慢慢讲起来。“我没有意识到他们收拾行李是准备永远离开，后来他从栏杆下看见我，问耶塔在哪儿。我说她到泰斯敦岛看她姐姐去了。他扔给我三十元钱说是房租，是苏菲和他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不打算再回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问，失去亲人的令人窒息的失落感一下子袭遍全身。我差点晕倒过去。“他们留下地址了吗？”
“我看见他们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了。”他不耐烦地说，“他们收拾好东西后下了楼。这是二十分钟前的事。内森给了我一元钱，让我帮忙把行李拿下楼，还让我照看那台留声机。他说他以后回来取，还有一些箱子。然后我们把行李全搬到街上。他让我去街角处拦两辆出租车。等我叫了车回来，他还在对她大吼大叫。我对自己说：”唔，至少这次他没打
她。‘但他像个疯子似的一个劲地吼她。天哪，他说了些什么呀！“
“什么？他说什么？”
“他骂她是妓女。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一些奇怪的问题，问她为什么能在奥斯威辛活下来。他这话什么意思？”
“骂她……”我不禁打了个咧咀，差点说不出话来。“后来呢？”
“后来他给她五十元钱——好像是吧——告诉司机把她送到曼哈顿的什么地方，一家饭店！我想是的，我记不清是哪里了。他说了一些他不用再见到她是多么开心之类的话。我还从未听过有人哭得像苏菲这样凄惨。不管怎么说，她走了以后，他把行李放进另一辆出租车，朝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弗兰特布西大街的方向去了。我想他一定是到森林山他哥哥那儿去了。”
“走了，”我喃喃地说，又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
“永远地走了，”他说，“我是说永远清静了。那家伙是个假人！但是苏菲——我真为苏菲难过。苏菲是个好女人，是吧？”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轻柔的海顿将那间被遗弃的可爱房间装满抑扬忧郁的乐音，更增添了我的空虚和失落感。
“是的，”我终于说道，“我知道。”
“奥斯威辛怎么啦？”莫里斯·芬克问。
第九章 受害者和帮凶
在有关纳粹集中营的诸多文章中，没有比乔治·斯坦纳更具洞察力和富于激情的了。我读过他的《语言与沉默》一书，就在它出版的1967年——那一年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即使把它是发生在布鲁克林的那些故事的二十周年这一点忽略在外。上帝啊，我认识苏菲、内森，还有莱斯丽·拉普德斯，已过去整整二十年了，真是白驹过隙！我在耶塔公寓备受煎熬终于写就的那部家庭悲剧业已付梓（它受到的欢迎远远超出我那年轻的希望）；此外我还写了其他一些小说，以及一些在六十年代盛行一时但枯燥乏味的新闻文章。但是，我那颗仍然向往文学的心——仍像胡爪鱼一般垂死挣扎着。令我高兴的是，1967年，那部作品的出版使这种濒死状态宣告结束，不仅使我个人获得成功的满足，同时还实现了作为一名小说家对哲学和美学的要求，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虽然事后证明，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它的结局。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人们能谅解我的娇纵的话，我会直截了当地说，那一年是我的丰收年。
但事情往往难以完美无缺。多年努力后一旦获得成功，往往使人陷入一种灰暗的萎靡不振的危机状态。许多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就像经历一次死亡。人们总想重新回到那潮湿温暖的子宫，重新变回卵的状态。然而职责会一如既往地召唤你。我又一次想到了苏菲。二十年了，苏菲以及她的生活——过去的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内森，他和苏菲的冤冤不解、纠缠不休以及最后的恶化，那可怜的金发波兰宝贝因此坠入绝望与毁灭的情形。这一切盘旋在我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那年夏天的情景犹如老相册中黑色纸页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随着我步入中年而越发陈旧和模糊不清，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仍叫嚷着要一个解释，于是在1967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思索苏菲和内森的悲剧命运。我知道我早晚会旧事重提的，就像多年前我成功地对另一
个年轻女人——玛利亚·亨特做过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过了许多年我才开始写苏菲的故事，但我在那段时间里做了充分准备。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史料，于是大量翻阅了《集中营的世界》一书；同时，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带给我一次认识上的撼动。
“虽然我经常写某种东西，但仍然抓不住它，那就是时间的联系。我试图把它们放在能被人们所理解的角度去表达。”乔治·斯坦纳写道。他刚引用了两名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悲惨死去的犹太人的例子。“梅林和兰纳被处死时，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两英里外的波兰农场，或五千英里外的纽约，酣睡，饱食，或看电影，或做爱，或为是否看牙医而焦虑不安。这正是我的想象力的受阻之处。同时发生的两种秩序截然不同，与人类的任何一种价值准则相悖。它们同时存在，完全是触目惊心的矛盾——特雷布林卡为一些人所建，同时为另一些人所允许存在——为此，我一直对时间的联系迷惑不解。难道正如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