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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也认真地思考过，也同样对时间的联系迷惑不解——例如，我已或多或少地提到我在1943年四月的第一天所干的事。那天，苏菲走进奥斯威辛，落入“活地狱的魔窑”。而1947年的晚些时候——苏菲的苦难历程开始后相对重要的一段时间，我绞尽脑汁想让自己回到苏菲走进地狱大门的那一天，1943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我找到了一些线索。父亲的来信证实了我的行踪，使我回忆起那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苏菲踏上奥斯威辛火车站的站台时，正是北卡罗来纳罗利城一个美丽的春日上午，当时我正拼命往肚子里填香蕉，已经吃得快要吐出来了。这是为几小时后参加海军陆战队的体检所做的准备。我那时十七周岁，身高已超过六英尺，体重却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必须增加三磅才能勉强达标。我赤裸着站在台秤上，胃胀鼓鼓的，像一个备受饥饿后狂餐一顿的灾民，面前是一位稍稍年长的肌肉结实的征兵中士。他盯着我那豆芽一般瘦削的身架惊叹道：“基督耶稣（还顺口说了一个有关愚人节的粗俗笑话）。”我以几盎司的“优势”勉强通过了体检。
那一天我还没听说过奥斯威辛，也不知道什么集中营，什么欧洲犹太人集体灭绝，甚至不知道纳粹。对我来说，那场世界大战的敌人是日本人。我完全不了解盘旋在诸如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贝尔根—贝森这些名字上空的灰色烟尘意味着什么。但对大多数美国人，实际上对大部分生活在纳粹恐怖范围之外的人来说，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同一时间存在不同的秩序，彼此一无相似也绝无交流，”斯坦纳继续写道，“或许对我们这些没有亲临其境的像生活在另一星球上的人来说，这是必要的。”太对了——尤其当成千上万美国人认为罪恶的化身并不是纳粹（这一点常被人遗忘）时。尽管纳粹是那样可怕和令人畏惧，但云集于太平洋上的日本士兵更像一群散乱狂燥的猩猩，给美国本土构成更大的威胁，且不论他们那更可憎的黄色皮肤和猥亵行为。但即使这么一点狭隘的对东方噩梦般的仇恨也并不真实。大多数人几乎不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这使得斯坦纳的反思更具有启发意义。“同一时间的不同秩序”的连接，当然——对我们不在场的人而言——是在场的人，把我带回到苏菲身边，特别是带回到苏菲和党卫军的集中营长官鲁道夫·弗兰兹·霍斯的关系上。
我曾好几次提到过，苏菲对有关奥斯威辛的事一直保持缄默，对她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始终闭口不谈。由于她本人（她曾对我承认这一点）一直很成功地麻醉自己的大脑，不让它回忆集中营的事，所以无论我还是内森对她的过去都了解甚少（尤其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惟一了解的只是那种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即她差点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多种传染病。所以，那些沉溺于本世纪的野蛮暴行并为此精疲力竭的读者们在此可以省去对残杀，毒气，拷打，虐待，残无人道的医学实验，缓慢死亡，灌吃粪便，疯狂嚎叫等等足以载入折磨史册的详细内容的
了解，它们已被以下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用饱含心血之笔写入了编年史：塔德乌兹·勃洛茨基，让·弗兰克·斯坦纳，奥尔加·伦基尔，尤金·科冈，安德烈·斯瓦尔兹·巴特，埃里·韦塞尔，以及布鲁诺·贝特尔亨等。对苏菲在奥斯威辛度过的特殊日子，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告诉读者。或许这有些扭曲，但我决定要真诚地这样做。即使她已决定向我或内森暗示她在奥斯威辛二十个月里的可憎的分分秒秒，或许我还是只能强行揭开这层面纱，因为，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那些未曾亲自卷入这种极度痛苦之中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一个幸存者——埃里·韦塞尔曾写道：“……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我不知道这些话的确切程度，但我却意识到了它存在的风险。
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这一观点。我也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道的”。我发现了蕴含其中的一丝真诚，尤其是因为斯坦纳也没有保持沉默。确实，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威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多么不深刻；斯坦纳自己也补充说，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了苏菲，就可能对奥斯威辛有了一丝了解，因为苏菲至少是一连串矛盾的集合体。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却承受了每一个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后才得以幸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受着超过大多数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这需要得到证明。（许多犹太人根本无法看清纳粹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狂暴本性后面的东西，因此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谅的空洞。他对大量的非犹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极为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事实上他们在集中营里与犹太人一样被无情的杀人机器吞没，虽然这一过程有时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道夫·霍斯那间屋顶阁楼的窗户旁，穿过窗外那片已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种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感中挣脱出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个强烈地仇恨犹太
民族的恶毒角色。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第一件事发生在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过；但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才向我述说。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里她和鲁道夫·霍斯的短暂关系。那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或者说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枫苑里对我讲的。虽然她很激动很详细地向我描绘了她与霍斯的情节，但回忆使她太疲乏太紧张，以至于她的话不时被眼泪打断，我不得不借助当时的观察和后来收集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出来。她与霍斯在那间毫无生气的屋顶阁楼里相遇的日子——就像她在愚人节的首次露面一样——我记得很牢，因为那是我的三个主人公的生日：我父亲，托马斯·沃尔夫，以及那个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将我的想象力灼烧一空的黑魔幽灵那特·特纳。那是十月三日，苏菲对此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她与泽维斯托乌斯卡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曾追随乔治·斯坦纳对形而上的时间关系的思索问过自己，那天的斯汀戈——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名列兵——在干些什么呢？当那恐怖的最后的烟尘——像一顶很厚很厚的半透明的帷幕般的烟尘，用苏菲的话来说就是“你能感觉到嘴唇上沙粒的味道”——那来自雅典和希腊群岛的二千一百多犹太人化成的烟尘，像从威斯廷拉沼泽地飘移而来的雾障似的飘过她的视线，笼罩整个草场，以致分不清牧羊人和静静吃草的羊群时，我在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当时正在写一封生日贺信——那封信不久前从父亲那儿找了出来，他对我那些乏味的简短笔记大加赞赏（甚至在我还很年轻时即是如此），相信我将在文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我在这里选录了充满感情的问候语后的中间一个段落。我认为它值得选录，虽然那种学生味十足的腔调在信中极为刺眼，甚至显得极不协调。但如果从历史意义来看的话，任何人都会宽容它的。再说，我才十八岁。
……爸，不管怎么说，明天都克队将与田纳西队比赛，场面气氛将十分火爆（尽管被压抑着）。显然，我们获胜的希望很大，等你收到这封信时已见分晓，届时你可以为都克队能否在大学锦标赛中获胜赌上一票，因为如果我们打败田纳西——这是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有可能把胜利延续到这个季度末。当然，佐治亚队看上去也很强，有很多人在他们身上下了大睹注，认为他们可能会获得全国第一。这简直就像跑马赛，不是吗？顺便问一下，您听说了吗，有传言说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将在都克大学举办（无论我们是否得第一），因为政府禁止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大型户外集会，显然是担心日本的破坏活动。那些小猴子真的要把美国人的好事弄糟，是吗？不管怎样，如果联赛真的在这儿举行就太好了，无论都克队参加与否，您都可以来看这场大型联赛。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仅仅是因为姓名中字母顺序的巧合（现在军队里什么都按字母排列），彼特·斯特罗米尔和邱奇·斯图茨和我同室。我们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实习军官。斯图茨是去年从俄亥俄州来的“全美”二队队员，至于斯特罗米尔就不用我向您介绍了。我们的房间整天挤满了像耗子一样（早期的隐喻倾向）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许在上星期的《时代》杂志上您看到了斯特罗米尔的照片，还有一篇介绍文章，把他说成是自汤姆·
哈曼和雷德·格兰以来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他的确是个不错的家伙，爸，我想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这种荣耀感到很惬意，尤其是因为斯图茨身边的年轻女孩是如此之多（令人赏心悦目），总能为你的儿子斯汀戈——一朵雄性壁花——剩下一些，成为我的舞伴。在戴维森赛后的上周末，我们全体参加了一次盛大的舞会。
北卡罗来纳，德翰，都克大学，
美国海军陆战队v…12训练基地
1943年10月3日
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同时，二千一百名希腊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接着送进焚尸炉。苏菲向我指出，这次屠杀在奥斯威辛以后继续进行的集体大屠杀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发生在后一年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爱希曼要求霍斯在集中营马上启动“阿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