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她看见她的孩子们出现在楼下的街道上，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一边热烈地谈着什么，像孩子们惯常那样嬉闹着。几个行人从他们身旁匆匆走过；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迎风走着，笨拙的身体碰了一下吉恩，吉恩用手做了个无礼的手势，然后继续和他的妹妹边走边说，一个劲儿地解释什么。他是去接伊娃的，她刚在几个街区外的一间地下室里上完长笛课。老师是一个叫司蒂芬·扎沃斯基的男人，曾是华沙交响乐团的长笛手。为了让他收下伊娃，苏菲曾厚着脸皮求过他，对他说了不少恭维话。苏菲能够支付的极少一点费用，对这个失去事业的音乐家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让他能在这个冷酷的毫无生气的城市里教授音乐。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挣到一口面包（当然许多是违法的）。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已经有些跛了，行动时有些妨碍。不过，年轻的单身的扎沃斯基对苏菲十分迷恋（正如其他许多一见到苏菲便神魂颠倒的男人一样），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只是为了随时能见到她的美丽容颜。苏菲坚持说，她不能想象伊娃在一个没有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她情绪激昂地坚持着并最终说服了扎沃斯基。

长笛，那令人心醉的长笛。在一个被摧毁的没有音乐的城市里，它似乎成了孩子跃入音乐世界的最好乐器。伊娃迷上了长笛，大约过了四个月时间，扎沃斯基开始喜欢上这个小姑娘，甚至有些欣喜若狂。他为她的天赋所惊异，她就像他的又一个兰朵斯卡，帕德威斯基，又一个波兰奉献给音乐神殿的奇迹。她也许真是。最后，他甚至拒绝收下苏菲仅能支付的微不足道的学费。这时，扎沃斯基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像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似的令人大吃一惊。这个金发幽灵一付快要饿死的样子，一跛一拐的，红脸膛，干草一般的头发，淡色眼睛里透出极度的不安与关心。他身穿一件烟灰绿色的满是虫眼的羊毛衫。苏菲吓了一跳，一下子朝窗外俯过身去。这个热心的神经质的人显然是跟随伊娃而来，或一直在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好几个街区，只因为苏菲不可能猜到的某件事或某个原因。突然他的使命变得清晰了。这位热心的教师跛着脚追伊娃，只是为了纠正或解释他刚刚教给她的东西，煞费思心地再做一番详细的阐述——大概是指法或术语什么的——是什么呢？苏菲不知道，但她既感动又惊诧。

她把窗户轻轻推开想喊下面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快到大门口了。伊娃梳着两条小辫，掉了两颗门牙。苏菲想，她怎么能吹长笛呢？扎沃斯基让伊娃打开皮箱拿出长笛，在孩子面前比划着，但他并没有吹响，只是用手指演示着某个无声的调子。然后，他把嘴唇贴在乐器上吹出了几个音符。苏菲一直未能听到声音。这时天空掠过一大片阴影。往上一看，一个飞行中队的轰炸机正往东边的俄国飞去，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它们低低地掠过城市的上空——五，十……二十架恶魔般的飞机布满天空。它们在每日黄昏很晚的时候准时归来，把房子震得摇晃不停。汪娜的声音淹没在那巨大的轰鸣声里。

等飞机过去后，苏菲朝下看去，听见伊娃在吹长笛，但声音很弱。曲调很熟，却叫不出名字——是汉德尔的《葡萄藤》吗？一首甜美的十分和谐的怀旧乐曲，总共十几个音符，但它们却奏响了苏菲灵魂深处共鸣的钟声。那些乐音是她曾经拥有，曾经渴望，并希望能给予她的孩子们

的，不管上帝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将来。她完全陶醉其中。她有些站立不稳，头晕目眩，感觉自己被一种强烈的痛楚的爱所淹没。与此同时，兴奋——那种既美妙又绝望的兴奋——使她打了个冷战，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但那短小、完美的曲子——几乎才刚刚开始——已消失在空中。“太好了，伊娃！”她听见扎沃斯基的声音。“真不错！”她看见老师在伊娃和吉恩的头上轻轻拍了拍，转身快步回他的地下室去了。吉恩在伊娃的小辫上猛扯了一下，使她的头往后一扬。“住手，吉恩！”接着他们冲入了房子。

“你必须做出决定！”她听见汪娜固执地说。

苏菲一时陷入沉默。最后，孩子们追逐的脚步声传进她的耳朵。她轻声回答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正像我告诉过你的，我不想卷入进去。我是认真的！决心已定！”她在说这个词时抬高了声音，并且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此时要用德语。

“我决心已定！这就是我最后的回答！”

在苏菲被捕前的五个月里，纳粹曾竭尽全力将波兰北方变成无犹区。从1942年十一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一月，波兰东北部的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塞进火车送往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在经过华沙中转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到了奥斯威辛。与此同时，在华沙的反犹太人行动宣告暂停——至少在大规模驱逐的同时是这样的，原因是华沙的驱逐行动已经扩大到相当广泛的程度。据统计资料显示，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前，华沙的犹太人口接近四十五万——仅次于纽约，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而仅仅过了三年，生活在华沙的犹太人仅剩下七万，其余大部分人在奥斯威辛，索比堡，贝乌热茨，海乌诺姆，麦达内克等，特别是在特雷布林卡消失了。最后这个集中营坐落在离华沙不远的荒郊。与奥斯威辛不同的是，它关押的不是苦役犯，而是专门用于最后灭绝的场所。于1942年六月和八月在华沙掀起的庞大的犹太人重新安置计划决非偶然，那些已变成可怕的空壳一样的犹太区域与世外桃源般的特雷布林卡修建的众多毒气室遥相呼应。

总之，留在华沙城里的七万犹太人中，大约有一半“合法”地居住在被毁坏的犹太人居住区（甚至当苏菲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受尽煎熬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准备在几周后的四月起义里殉难），其他的三万五千人——即居住区的所谓秘密居民——像被追逐的猎物一样陷入崩溃的绝望之中。他们被纳粹追捕，但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还要随时担心流氓“反犹者”的出卖——托泽夫捕杀的对象，以及其他一切会受到利诱的波兰人，忍受像那个文学青年女教师一样的见利忘义的人的出卖，甚至（不止一次地）承受被他们的犹太同胞扭曲的阴谋陷害。“真是太可怕了，”汪娜一次又一次地对苏菲说，“托泽夫的被出卖和被杀害，以某种方式标明了纳粹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突破点。家乡军的每一个组织被砸得稀里哗啦——上帝，多令人寒心啊！但毕竟——”她又加上一句“——这并不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犹太人自己也在相互残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虽然除援助和隐藏犹太人外，家乡军和欧洲其他抵抗组织还关心别的事情（事实上波兰有一两个地下组织具有十分明显的反犹倾向），但总的说来，对随时处于危险的犹太人的帮助仍然列在首

位，所以可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使他们一批又一批被关进监狱，而苏菲——一个平白无辜的不知情者——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在三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中包括苏菲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度过的那两个星期，从毕亚利斯托克地区经由华沙运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转运计划暂时搁置了。或许这可以解释苏菲和其他抵抗组织成员（已接近二百五十人）为何没被马上运往集中营；德国人总是追求效率，他们在等待再多装一些人，但因为华沙已没有犹太人可运，所以只好推延发运时间。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东北部驱逐犹太人的行动计划暂停了。德国人认为需要论证这一计划与比克瑙修建的焚尸炉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奥斯威辛原有的焚尸炉和一个毒气室已开始用作集体大屠杀的主要设备，最早一批受害者是俄国战俘。奥斯威辛是一片波兰式的建筑群，波兰骑兵部队的核心机构便设在那些驻兵营房和建筑群里，后来被德国人占用。这片低矮杂乱的建筑物全部覆盖着倾斜的石板屋顶，曾用于储存蔬菜。德国人一眼便发现它的结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将足以储藏堆积如山的萝卜和土豆的庞大地下洞室用来大规模窒息人群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连接客厅的前屋都修有一个火炉似的，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烟囱。只要有一个烟囱，屠夫们便有事可做了。

但这地方相对于源源不断涌来的人群来说显然太有限了。虽说德国人在1942年又弄了一些暂时的小型地堡，但用于大规模屠杀的设备仍出现危机，所以必须修改议案，在比克瑙修造新的大型焚尸炉。德国人——还有那些犹太的和非犹太的苦役犯们——苦干了一个冬天。第一座焚尸炉是苏菲被盖世太保抓住的一周后投入使用的；仅仅八天之后——她刚到奥斯威辛，即四月一日那天，第二座也投入使用。三月三十日，苏菲离开华沙。在那一天，她，吉恩和伊娃，还有将近二百五十名抵抗组织成员（包括汪娜）被押上载有一千八百名从马尔金尼亚（华沙东北部一个中转营）转运来的犹太人的列车。除犹太人和家乡军战士之外，列车上还有一些波兰人——男女都有，都是华沙平民，大约二百人左右——他们是盖世太保心血来潮的突然围捕的猎物，他们的罪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这群倒霉的人中，司蒂芬·扎沃斯基也在其列。他没有工作许可证，他曾对苏菲说他预感会有麻烦的。但苏菲发现他被抓来时仍然惊呆了。她在监狱时从远处看见过他，在火车上也瞥见他一眼，但她无法在这挤得满满当当的活地狱里与他说上一句话。这趟列车一度是送往奥斯威辛人数最多的一次运输，它或许表明德国人急于试用他们在比克瑙新建的杀人工具的效用，炫耀一下这一最新最大最精致的杀人技术。这次没有挑选适于服苦役的犹太人——就整个被运送去进行最后解决的行动来说，这并不算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千八百个犹太人全被送进二号焚尸炉，无一幸免。

虽然苏菲把她在华沙的生活以及被捕入狱的全过程坦率地告诉了我，但对真正被放逐到奥斯威辛以及到达那里的过程有所保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恐惧。我猜的当然没错，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含糊其词和躲躲闪闪的真正原因。不过，当时我知道的极其有限。如果我在前面段落叙述过的那些统计数字显得有些抽象的话，那是因为现在，在许多年之后

，我不得不重新营造一个更大的将苏菲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卷入其中的背景，并使用一个对一般人来说（除了那些刚刚经历战争并真正关心这一切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数据来说明一切。

从那时起，我想了很多。如果别冈斯基教授能活着知道他女儿的命运，尤其是知道他心爱的孙子们全都成为他梦想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殉葬品时，他会作何感想？尽管他崇拜第三帝国，但他仍是个骄傲的波兰人。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成为一个十分狡猾的局外人。很难理解他如何能无视这个事实：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庞大的灭绝计划像浓雾一样降临，将他和他的同胞团团裹住——他们如此被厌恶，只是因为对犹太人的厌恶更甚更紧急，出于计划上的优先考虑，他们才免于被最终灭绝。但正是这种对波兰人的憎恶使教授本人遭致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