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她的梦中情人为何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恶魔。
那天早上，在霍斯那斜顶小屋办公室外的前厅里，她听到的便是一如梦中人的声音。她没有马上进去。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每次都是直接走进去的。虽然当时她也很急切地想推门进去，把她的孩子搂在怀里，但霍斯的副官也许知道了她的新身份，粗暴地命令她在外面等着。她一下子觉得很突然，一种无法形容的疑惑油然而生。难道霍斯真的会让她见吉恩，她的小男孩真的正在办公室里听着她梦中那个男人和霍斯之间的谈话吗？斯契夫勒的注视令她紧张不安。从他冷冰冰的目光中，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犯人了，是这栋房子里最低贱的人。她感到了他的敌意，像冷峻的蔑视。她盯着墙上镜框里戈培尔的画像，一幅古怪的情景突然浮现在脑海：吉恩正站在霍斯和那人中间，看看司令官，又看看那个陌生人。突然，像什么乐器突然传出的低沉乐声，她听见了来自过去的声音：我们可以去所有伟大的音乐圣地。她倒吸了一口气，同时发觉那位副官被她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她仿佛被人煽了一巴掌似的向后倒去，一下子认出了这声音。她悄声地对自己说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这个十月的一天的一瞬间与多年前克拉科夫的那个下午几乎一下子溶合在一起，无法分割。
“鲁迪，真的，你的确应该对上面负责，”沃尔特·杜费尔德说，“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也得负责，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无法解决了。你有上面的人看着；而我有股东们监督。我要对公司的最高权力负责。它只坚持一点：保证生产进度。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犹太人，不仅在伯纳，而且在我自己的矿上。我们必须有那些煤！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们还没有真正落到后面。但从全盘来看，从所有的统计数字来看……已十分不妙。我必须要更多的犹太人！”
霍斯的声音开始有些模糊，但接着就清楚了：“我不能硬逼着最高长官准确地答复此事。你知道这一点。我只能要求指导，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但好像他很难对这些犹太人作出最终的决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那你个人的意见，当然……”
“我个人认为，身体强壮的犹太人可以被挑选出来送到伯纳和你的矿上去做工。而体弱多病的人只会增加医疗费用。但我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等上面的决定。”
“难道你不能催希姆莱尽快做出决定吗？”杜费尔德的声音透出明显的不快，“作为你的朋友，他可能……”没有了下文。
“我告诉你我只能提建议，”霍斯回答说，“而且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我明白你的观点，沃尔特，我也决不介意你与我的意见相佐。你迫切地需要劳动力，只要有一丝力气即使上了年纪也行——”
“太对了！”杜费尔德打断他，“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要求的。我们可以这样，设定一个试用期，不超过六个星期，看看那些犹太人还有多少利用价值，反正他们最后都要……”他似乎找不到词儿了。
“特别行动，”霍斯说，“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你没看出来吗，对最高长官来说，一面是爱希曼的压力，另一面是波尔和莫勒的压力。这是一个安全对劳力的问题。出于安全的原因，爱希曼希望每一个犹太人都
统统被特别行动处理掉，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健康与否。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的，无论他们的身体是否像摔跤手一样强壮。坦白地说，比克瑙的设施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是你自己去看看发生的事！最高长官不得不修改最初的计划，也就是那个对所有犹太人实行特别行动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波尔和莫勒，因为必须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仅是你在伯纳的工厂，还有别的矿，以及下属这位司令官的所有的军工厂。结果便是分裂——恰好从中间分裂。你知道……那叫什么？那个奇怪的词，心理学术语——”
“精神分裂症。”
“对，就是这个词。”霍斯说，“那个在维也纳的心理医生，他的名字我忘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在这短暂的静寂中，苏菲似乎透不过气来。她继续想象着吉恩的样子，那张微微张开的嘴，蓝色的眼睛在司令官和这个男中音的男人身上徘徊——他不再是梦中袭击她的那个恶魔了，而只是记忆中的那个陌生人。他曾向她许诺，带她去来比锡，汉堡，巴伐利亚，波恩。你真年轻！这是同一个声音曾说过的话。一个女孩！还有，我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她渴望见到吉恩，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急迫的心情令她喘不过气来。（她后来回忆说，她记得她当时呼吸困难。）她也很想看看沃尔特·杜费尔德现在是什么样子，但这好奇心在她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然而，那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含有匆忙意味的结束语）告诉她，她就要看到他了。他对司令官说的最后几句话的每一个字和含义，都深深植入了她的记忆，像唱片的沟纹一样再也无法磨灭。
那声音里有一丝笑意。他说了一句在此之前从未说过的话：“你我都知道，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行了，我们不谈这个了，犹太人都快把我们弄疯了，特别是我。如果生产因此受阻，你以为我会向董事会辨说是因为疾病——精神分裂症吗？真的！”霍斯随口说了句什么，模模糊糊地听不清楚。杜费尔德愉快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明天能再见面。几秒钟后，杜费尔德匆匆忙忙从她身边经过。他显然没有认出苏菲——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囚犯，脸色苍白的波兰女人，但他无意中碰了她一下。他说：“请！”那种本能的礼貌和风度一如她记忆里克拉科夫的那位绅士，但那种浪漫的形象已不复存在。他的脸长得圆鼓鼓的，肚子腆了起来。他用手接过斯契夫勒毕恭毕敬递过来的灰色礼帽戴在头上。这时她注意到，六年前曾如此打动她的那些完美无缺的手指现在短短的，像一根根半截香蕉。
“那么，吉恩的事后来怎么样了？”我问苏菲。我又一次觉得我必须知道。在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中，吉恩的命运最令我焦虑不安。（我想我一定把她偶然提到的伊娃的死装进了脑子，然后又抛到了脑后。）同时我也渐渐明白，她很顽固地把这件事从她的故事中滑过去，似乎对它有所顾虑，仿佛对她来说那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我对自己的性急有些不好意思，我并不愿意触及她记忆中的这块伤疤，但某种直觉告诉我，她已经准备揭开这个秘密了，所以我尽量巧妙地引出她的话。这是那个周日，裸泳后的几个钟头，夜色已晚，们坐在枫苑的酒吧。因为已接近午夜，又是安息日即将结束之时，安静的酒吧里几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苏菲有节制地和我一起喝着啤酒。她已一直不停地说了很久。在她停下来，看看表，说该回粉红宫了。“我还得搬家，去我的新住地。”她说，“明早我必须走。我得回布莱克斯托克医生那儿去上班。天哪，我已忘了我是个职业女性。”她看起来很困乏，低头注视着那块珠光闪烁的奥米茄金表，是内森送给她的，“三、六、九、十二”四个数字上镶着四颗小钻石。我正在盘算它价值几何，苏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不该保留内森送给我的这些贵重东西。”她的声音重又充满新的哀伤，但与回忆集中营时的语气不同，或许有更多的伤感。“我想我应该把它们收起来，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你为什么不保留它们？”我说，“他已经送给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留下吧！”
“这会使我一直想着他。”她伤感地说，“我仍然爱着他。”
“那就把它们卖了。”我说，心里有些烦躁，“他活该。把它们送到当铺去。”
“斯汀戈，别这样说。”她的话里并无不满的意味，接着又加上一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什么是爱。”又一阵令人厌烦的斯拉夫式忧郁。
我们俩都没再说话。我想着她的最后一句话，那极其平淡的话语里除了令人心烦的忧郁外，还有对一个痴情郎的漠不关心。在沉默中，我用我那荒唐爱情的全部力量在心里诅咒着她。突然我的真实世界又出现在眼前，我不是在波兰，是在布鲁克林。除了苏菲带给我的心碎之外，还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盘旋。焦虑开始袭上我的心头。我完全沉浸于苏菲的故事，以至于完全忘了因昨天的被窃我即将成为一个穷光蛋。再加上苏菲马上就要从粉红宫搬走——这让我真正绝望了。我害怕面临没有苏菲和内森的孤独，这比我缺钱可怕得多。
我内心一直惶惶不安，一直盯着苏菲那张忧郁的萎靡不振的脸。我早已见惯了她这付模样：手轻轻地蒙住双眼，脸上是一系列无法言说的风云变幻（我想，她会想些什么呢？）：困惑，惊诧，恐惧，悲伤，愤怒，仇恨，失落，爱，放纵。在黑暗里，所有这些在一瞬间绞成一团，但紧接着便过去了。这时我意识到她今天的故事已接近尾声，虽然其中还有一个结尚未打开。我还发现那些情节并未从她的记忆里真正退却，所以尽管已十分疲惫，我仍有一种冲动想把那令人困惑的过去从她的记忆深处挖出来。
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她儿子的事含糊其辞，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止她谈这个话题。我固执地又问了一次：“吉恩后来怎样了？”——她这才让自己沉入回忆中。“我对我所干的事感到羞愧，斯汀戈。我游向海洋深处，害得你冒那么大的危险。我那样做太坏了。你一定得原谅我。但我要对你说实话，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不止一次想杀死自己，但总像这样没有成功。在瑞典的时候，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在难民中心试图自杀。那儿有个小教堂，我想它不是天主教堂，一定是个路德教的，这并不重要——我曾想过一定要在教堂里自杀，尽我所能亵渎神灵。因为，斯汀戈，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经过奥斯威辛后，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对自己说，他已背离了我。既然他背离我，那么我恨他。我要用一个最亵渎神灵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教堂里，在那个神圣的地方自杀，以此表示我对他的仇恨。我感觉很
糟，身体非常虚弱，还生着病。有一天我决定干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带着一片很锋利的玻璃走出了难民中心的大门。那片玻璃是我在呆过的医院里找到的。教堂很近，没有士兵。很晚的时候我才到那儿，里面有些光亮，我在后排座位上坐了很久，身上装着那片玻璃。那是在夏天，瑞典的夏夜总有些光亮，凉爽、苍白。那地方位于乡村，我能听到外面的蛙鸣，还能闻到银杉和松树的气味。那味道很好闻，让我想起孩提时代的那些白云石。有一段时间，我在心中与上帝对话。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我的地方自杀呢，苏菲？‘我大声回答说：“如果您不能用您的智慧知道的话，上帝，那么我也无法告诉您。’然后他说：”那么这是你的秘密？‘我回答说：“是的，这是我对你的秘密，最后的、惟一的秘密。’然后我开始割自己的手腕。斯汀戈，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