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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很久，她才又开口道：“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小儿子。那天早上，吉恩没在霍斯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他不在那儿。我相信他一定在的，所以我以为他藏在桌子下面——和我闹着玩。我到处看了看，根本没有他的影子。我想这一定是个玩笑，我知道他一定在的。我叫他的名字。霍斯关上门，站在那儿看着我。我问他我的儿子呢，他说：”昨晚上你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不能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我为这个不幸的决定道歉。带他到这儿来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的前途。‘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无法相信他说的话。但突然我相信了，完全相信了，于是我一下子发起疯来。我疯了，疯了！
“我记不得我都干了些什么。那一刻天塌地陷，漆黑一片。有两件事，我知道一定是我干的。我打了他，我用手打了他。我知道这个，因为当我清醒过来时，我看见了他脸上的血印，一定是被我用手指甲抓破的。他把我推在椅子上坐下，用手帕擦掉了血迹。他低头看着我，似乎很平静。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就是一分钟之前我朝他尖叫道：”把我送毒气室吧！‘我记得我说的这句话，’毒死我，快毒死我吧……‘等等。我当时一定还用德语说了不少脏话，因为那些话至今还在我耳朵里回响。但当时我只是把头埋在手中哭泣。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接着我感觉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听见他说：“我再说一遍，对不起。’他说，‘我不该做这个决定。但我会尽力弥补的，用别的办法。我还能做什么呢？’斯汀戈，这太奇怪了，听见这个男人这样说话——用这种道歉的腔调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瞧，他问我他能为我做些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利波斯波恩——汪娜告诉我的新生计划。我必须试一试。这事我早该在前一天就向霍斯提出来的，却没有办到。于是，我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再哭泣。最后，我抬头看着他说：”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我用了’利波斯波恩‘这个词。从他的眼神，我一下就明白他知道此事。我好像是这样说的：“你可以把我的儿子从儿童营转到由党卫军操作的利波斯波恩计划。你知道这计划。你可以把他送往第三帝国，在那儿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德国人。他金发碧眼，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而且他的德语说得和我一样流利，标准。有很多波兰儿童都是这样。难道你没看出我的儿子吉恩是利波斯波恩计划的一个合适人选吗？’我记得霍斯长时间没说话，只是站在那儿用手轻轻摸着脸上的伤，然后他好像这么说：”我想你说的办法或许可行。我会考虑这事儿的。‘但这对我来说还不够。我明白自己在拼命抓救命稻草，而他完全可能因此将我送上死路——但我必须说出来。’不，你必须给我一个更确切的答
复。不确定的事儿我实在忍受不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我会将他转移出来的。’但这还不够。我说：”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怎么能确信他已经离开这儿？你必须向我保证。‘我又说，’你必须保证，让我知道他在德国的什么地方，这样将来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再见到他了。‘
“斯汀戈，最后这些话，我真不敢相信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对这样一个人下命令，提出这么多的要求。事实上，我依赖的不过是他对我的感情，他在前一天流露出来的感情。他当时拥抱着我，说：”你认为我是个恶魔吗？‘我只能依靠他身上仅存的一点点人性来帮助自己。我说完这些话后，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好吧，我向你保证。我保证把这孩子转移出集中营，你可以不时得到他的消息。’然后我说——我知道这有冒犯他的危险，但还是忍不住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我的小女儿已经死了，如果再失去吉恩，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昨天告诉我，今天能让我见到吉恩，但你却没有这样做。你没有信守诺言。‘这话一定——嗯，从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他，因为他说：“请相信我。你将从我这儿不时得到消息。你应该相信一个德国军官的承诺，我以我的荣誉保证。’”
苏菲停了下来，眼睛盯着枫苑外的暮色，酒吧里昏暗的灯被飞蛾团团围住。这地方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我俩和一个侍者——一个站在收银台前不断弄出声响的困倦不堪的爱尔兰人。然后她继续说：“但这个人没有信守诺言，斯汀戈。从此以后，我再没见到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位党卫军人的保证？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总是谈论德国军队，以及那些军官的崇高荣誉感和纪律性。我不知道。但霍斯没有信守诺言，所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霍斯不久后便从奥斯威辛调往柏林，我又回到了集中营营地，重新成为那里的一名普通打字员。我从未从霍斯那儿得到过任何消息。他在第二年回来后，也没有与我联系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象着吉恩已被转移出集中营去了德国，不久我就能得到消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身体很好等等。但我什么也没得到。后来有一次，我收到汪娜传来的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就一句话，没别的：”我又看见了吉恩，他还好。‘斯汀戈，这字条差点让我死掉。你明白，这意味着吉恩没有被转移出集中营，也就是说——霍斯根本没有将他列入利波斯波恩计划。
“几星期后，我从在比克瑙的汪娜那儿得到另一条消息，是通过一个囚犯——一个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传给我的。她被转到了我们的营区。那女人说，汪娜让她告诉我，吉恩已不在儿童营。这消息让我高兴了一阵儿，后来我一下子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吉恩已经死去。没有被送入利波斯波恩，而是死于疾病或别的什么——要么就是因为冬天，气候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办法弄清楚吉恩的真实情况，他是死在比克瑙还是在德国的什么地方。”苏菲歇了口气，接着说：“奥斯威辛太大了，很难得到某个人的确切消息。但是，霍斯从来没有像他保证过的那样给我任何消息。我的上帝，我太傻了，居然以为这种人会做这样的事。荣誉！多么肮脏的谎言！他什么都不是，只是内森称为狗屁的小人。而我对他来说，终究不过是一片波兰残渣！”她又停了下来，透过指缝看着我。“斯汀戈，我不知道吉恩后来怎样了
。这可能会好些……”她的声音渐渐减弱，最后消失在沉默里。
一片沉寂。可以感到夏天的风。我无力回答苏菲；当然，我也无话可说。这时，她轻轻发出很沉闷的声音，突如其来但发自内心。这是我对苏菲的又一个新发现，就像没完没了的沮丧接踵而至的新的痛苦。“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的命运将会怎样，但不久便得到了汪娜的最后消息，她因为参加集中营的抵抗组织活动而被囚禁起来。他们把她带到著名的监狱区，拷打她，然后把她挂在铁钩上让她慢慢死去……昨天我说汪娜是个kvetch。这是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谎言。她不是，她是个最勇敢的人。”
坐在惨淡的灯光下，苏菲和我都感觉到我们的神经被拉到一个极限，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我内心极度不安，再也不想听有关奥斯威辛的任何事情，哪怕一个字。然而苏菲却像关不住话闸似的（虽然我发现她已几近精神崩溃的边缘），继续对我讲述她与奥斯威辛司令官最后离别的情景。
“他对我说：”走吧。‘我转身准备离开时对他说：“谢谢您，司令官阁下。谢谢您帮助了我。’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斯汀戈，他真是这样说的——他说：”听见音乐了吗？你喜欢弗朗兹·里哈尔吗？他是我最喜爱的作曲家。‘我被这话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弗朗兹·里哈尔，我心里想着这个名字，然后我说：“不，不怎么喜欢。怎么了？’他显得有些失望，但接着又说：”走吧。‘于是我走了出去。我下楼时经过爱米的房间，那台小收音机仍然开着，这次我本可以把它拿走的，因为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到处看不见爱米，但我说过，我没有勇气再干这事儿了，因为我怀着对吉恩以及一切事情的希望，我也知道这次他们一定会首先怀疑我。于是我没去动它，但内心深处突然很恨自己。不过我仍然没想拿走它，而是让它在那儿继续响着。你能想象收机音里正在播放什么吗？猜猜是什么，斯汀戈？“
在故事里出现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似乎不太合适，甚至恰得其反，因为这种方式的讽刺容易变得很乏味，使读者失去兴趣。然而人们心里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冲动。但因为苏菲是我最忠实的见证人，她自己用这个讽刺来作为一段证言的结尾，那么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它。我必须记下她的原话，只需在旁边加上注语，即这句话是从那变了调的，极度虚弱的感情炼狱中（夹杂着狂喜和极度的悲伤）发出来的。以前，我从未从苏菲，也从未从别人身上发现过这种混乱的，带着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的感情。
“放的是什么？”我问。
“是弗朗兹·里哈尔的一部歌剧的序曲。”她抽泣了一声，“《达兰德拉呈》——微笑的大地。”
我们慢慢往粉红宫走去。时间已过午夜，苏菲也已平静下来。香气宜人的夜幕中空无一人。在栽满枫树的街道两旁的弗兰特布西居民区，一排排房子早已灯熄人寂，沉入梦乡。苏菲走在我身边，一只手臂搂住我的腰，身上的香水味直钻我的鼻孔，令我有些麻木。但我明白这举动仅仅表明姐弟般的感情或朋友之情；此外，她长长的痛苦的倾述也将我的欲望一扫而尽。忧伤、沮丧像这八月漆黑的夜色一样将我紧紧抓住。我想我今夜能否入睡。
齐墨尔曼夫人的城堡已在眼前，远远可见前厅亮着一盏昏
暗的灯。我们静静地走在粗糙的人行道上。苏菲说（这是离开酒吧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你有闹钟吗，斯汀戈？我明天得早起，先把东西搬到新地方，然后去上班。布莱克斯托克医生这几天对我已经十分容忍了，但我必须赶回去上班。星期三你可以来找我，行吗？”我听见她忍住了一个哈欠。
我正要回答她关于闹钟的事，这时，深灰色的夜色中闪出一个人影，出现在房子的前门门廊。我的心猛地一跳，说：“哦，我的上帝。”那是内森。我低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与此同时，苏菲也认出了他，发出一声很轻的呻吟声。那一刻我以为他会过来揍我们，但这时我听见内森轻柔地叫了一声：“苏菲！”她的胳膊一下子从我的腰上松开，匆忙中把我的衬衣从裤腰里拽了出来。我停下脚步，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在昏暗的光线中奔向对方